農民工落戶城市：好政策何以受冷落

　　江蘇省去年10月宣布四類“優(yōu)秀農民工”可在就業(yè)的江蘇城市落戶以來，已經大半年過去了，這一政策的落實情況如何?據最新報道，截至今年7月1日，江蘇省符合落戶條件的兩萬多名農民工中，只有6人落戶所服務的城市。其中南京50名獲得國家、省、市級優(yōu)秀農民工稱號者中，只有獲全國優(yōu)秀農民工稱號的劉國彥今年初申請落戶，拿到了南京的戶口本和身份證。

　　出臺優(yōu)秀農民工落戶政策可以說是體現了對農民工的關心，為什么卻應者寥寥呢?是城市戶籍失去了吸引力了嗎?或者政策本身有什么問題?在落戶政策提供的選擇機會面前，符合條件的優(yōu)秀農民工會如何決定自己的選擇呢?

　　據了解，讓子女接受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、同享城市更完善的保障，是目前少數優(yōu)秀農民工申請落戶的主要原因。但與那些購房落戶、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外來人員不同，絕大多數農民工在城市只是普通的勞工階層。他們雖然在城市工作，但自身卻遠沒有與城市建立起認同感，而家鄉(xiāng)有土地為農民工增加了安全感?，F在農村土地價值含金量越來越高，相反城市的戶籍含金量越來越低。不少稀缺資源，更多時候得靠經濟實力說話，比如城市里的好學校，不僅有戶口要求，還要求擁有學區(qū)內的住房，一個戶口并不能起根本作用。

　　農民工是目前中國藍領工人和城市低端服務員工的主要組成，沒有農民工的加入，二三產業(yè)不可能如此繁榮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由于對農民工的身份歧視，許多應有的社會保障他們享受不到，住房等保障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，農民工市民化面臨著許多障礙。在經濟不景氣時，農民工即便有一個城鎮(zhèn)戶口，也可能面臨失業(yè)，而如果擁有農村戶口，失業(yè)后還有土地保障的“退路”。在那兩萬多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中，大多都是出外奮斗了很多年，靠勤勞智慧貢獻較多的資深打工者。他們如果選擇落戶，得到的機會收益(如社會保障等)不夠多或者不明朗，但要失去的機會成本(如農村土地權益)卻很明顯也很現實。在落戶的機會面前，他們作出忍痛舍棄的無為抉擇并不奇怪。

　　在他們的抉擇面前，重新審視“四類”農民工可落戶的政策可以發(fā)現，在這一過程中，政策的制定者太重視戶籍指標的稀缺性了，要把這一“稀罕物”當作獎品頒發(fā)給農民工中的佼佼者，卻不曾想到獎品竟受到了冷落。當然，這一政策善良的初衷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否定。只是不管有多么善良的初衷若只是一廂情愿，卻沒有更多從農民工的角度設身處地考量和推演，作出的政策行不通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值得厘清的是，那些表現在優(yōu)秀農民工身上的對落戶城市的消極反應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個農民工群體的態(tài)度，但可能更側重于年紀大資歷深的那一部分。

　　就農民工落戶城市而言，怎樣的政策設計和推進路徑才行得通呢?筆者認為，這是一項系統(tǒng)工程，應由各級政府整體推動，而不是由個別部門負責;應當以年輕的二代農民工為主要的政策設計對象，在推動落戶城市的同時把相關的配套措施，如針對農民工現狀而開發(fā)廉租房、公共公寓等，切實促進其融入當地的社會保障體系，通過加強培訓促進其就業(yè)的穩(wěn)定性等，作為一體化的政策來推出。這樣做的理由是，二代農民工對土地的依賴程度要小得多，其中不少人已不具有耕種土地的技能，相對于他們的父輩他們落戶城市的機會成本低得多，而機會收益卻要高得多。在今年全國兩會上，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就提交了“吸引二代農民工到城市落戶”的建議。有關專家也提出，中國新生代的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不同，兩代農民工之間的差異，需要中國的城鎮(zhèn)管理政策盡快作出調整，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(zhèn)提供必要的條件。他們的關注點一致指向了二代農民工，這應該不是出于偶然。

　　加強農民工權益保護，逐步實現農民工勞動報酬、子女就學、公共衛(wèi)生、住房租購等與城鎮(zhèn)居民享有同等待遇，是在促進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同時必須做好的事情。而且，考慮到農民工對城市的適應需要一個過程，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都需要給予他們寬容一些的社會福利環(huán)境。比如設定一個合理的過渡期，在這個期限內，農民工既可以享有城市的社會保障，同時也不失去在農村的權益保障。

　　錄入：劉志良